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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风险加大

2019-01-16 10:26  点击数:    admin
总体上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运行是稳的,即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处在政策目标可控范围之内,预计经济增长率将在6.5%以上,GDP总量有望突破90万亿人民币,通货膨胀率(CPI)控制在2.4%左右,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下,整个宏观经济运行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严重波动,但“稳中有变”,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在2019年必须注意关注。
 
第一,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风险加大。一方面,世界经济复苏势头减弱,中美贸易出现摩擦,地缘政治乃至局部战争频发,前期出现的外需改善对中国经济的带动作用在2019年不仅难以持续,而且有可能恶化。2017年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难得地实现了同步增长,带来了外部需求的改善,但这种改善是世界各国同步采取持续性超常规宏观政策的产物,其中潜伏着大量的深层次问题没有解决。2018年世界经济复苏形势出现了严重分化,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协调性下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及美联储加息等因素影响,2019年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较此前显著恶化。IMF、世界银行、OECD等机构纷纷下调了世界贸易、世界投资以及世界GDP的增速。
 
另一方面,持续的金融宽松导致全球资产泡沫同步化,国际金融风险上扬,未来出现外部金融冲击的可能性加大。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金融条件持续宽松,已经达到2006—2007年金融危机前夕的水平,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全球各国股票和房价的同步上涨,由此引起的股市和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泡沫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在央行资产负债表快速扩张的情况下,欧美国家用金融杠杆抬高金融资产价格产生估值效应来修复资产负债表,杠杆率已经超过2006年水平,从而导致全球股市市盈率普遍超过危机前的水平,全球房价也出现了更大范围更为同步的全面上涨,资产泡沫空前增加。因此,未来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金融风险也在加大,受到金融冲击产生经济波动的可能性提高。
 
第二,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发生变异,企业、消费者和政府行为模式均发生显著变化。首先,企业行为模式发生了不利变化。一是生产成本的上升、市场需求的回落、改革前景的信心不足,已经导致企业投资意愿出现持续回落。二是工业企业在产业间和所有制上的利润分化,特别是上游行业和国有企业利润改善而中下游行业和民营企业利润恶化,进一步加剧制造业企业经营困难和“脱实向虚”。三是上市公司投资泛化和“房地产化”,进一步凸显了上述问题。
 
其次,消费者行为也发生了显著变化。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左右,相比其他宏观变量,消费表现比较平稳,但出现的新变化引发市场关注。究其背后的原因,一是由于房地产市场的不健康发展,居民在住房投资上过度支出,已经严重挤压了居民的消费基金。据估计,在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中,房产达到69%,对比美国的36%,中国居民的“可速变现”消费能力受到很大制约。有研究估计,中国城镇居民的购房负担率(年度购房支出/收支结余)自2015年以来出现新一轮较快上升,2018年首次突破100%而达到111%,这意味着平均而言,城镇居民已经没有盈余资金用于改善消费。二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基尼系数显示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长期超过通常所说的警戒线水平,导致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居民收入比重降低。居民收入平均增速与中位数增速之间的背离,以及各阶层统计收入与真实收入的背离,进一步抑制了消费的增长。三是中高端消费供给不足,导致消费升级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在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降低大众消费的同时,符合高收入群体消费水平的中高端消费又得不到满足,进一步降低了总体消费水平。2017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已经从1978年的57.5%下降到28.6%,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也从67.7%下降到31.2%,基本达到联合国划分的20%至30%的富足标准。这意味着,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消费升级的需求极为迫切。最后,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在持续产生影响。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不健全,政府对教育、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支出不足,导致居民预防性储蓄过高,不利于促进居民消费。再者,我国现行税收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间接税为主,而间接税多为从价税,针对消费课税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特别是普通消费者的消费。
 
最后,政府行为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前投资下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基建投资的急剧下滑,重要原因是政府行为发生了变化,地方政府作为投资发动机的动力已经大为减弱。目前正在进行机构改革,进行债务达标、政府职能的转变,新官要理旧账,在债务上形成追责制度,等等。投资下滑特别是基建投资的下滑,与政府行为特别是地方政府行为的调整密切相关,这样的变化在未来会是常态。按照改革的目标,地方政府的职能要重构,从过去管制型政府、投资型政府转变成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这种转变要求政府的投资能力弱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挤水分”。在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下,新一届政府在投资数据上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过去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虚高,2016年达到81%,2017年为77%,而最后核算出来的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仅有44%,可见投资的水分之大。
 
第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果,未来工作的重点和改革深化的方向应有重要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近三年来,在各方的努力下取得了重大成效,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也已达成阶段性目标,未来需要对总体经济战略进行重新定位和路线设计,以更好地应对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最新变化。首先,在去产能方面,工业产能利用率显著提升,相关产品价格出现明显上涨。2018年上半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已达到76%以上,比2016年同期提高近4个百分点,PPI同比总体涨幅超过4%。其次,在去库存方面,房地产库存已经大幅下降,甚至出现房价轮番上涨。再次,在去杠杆方面,总体债务率上升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工作思路也在进行重要调整。在总体去杠杆取得一定成效后,2018年8%的M2增速对于当前的宏观经济是否过低,是继续进行整体去杠杆还是转向结构性去杠杆,是继续进行增量调整还是启动存量调整,以及去杠杆过程中的方式方法问题等,都需要进行重新思考和再定位。最后,在降成本和补短板方面,需要从更高层面加大实施力度。需要通过财税改革和体制机制改革,降低税负成本和制度成本,积极有为补齐公共服务和市场制度建设的短板,切实回应企业和居民的真实诉求,真正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此外,在降成本方面,未来可能还需要关注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潜在影响。2018年中国物价出现一定程度的回升。尽管短期内,通货膨胀水平不高,但是很明显的变化是已经从需求推动型通胀转为成本推动型通胀。背后两大驱动因素是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和国内上游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上2018年房租价格大幅上涨,企业生产成本和居民居住成本出现明显抬升。尽管温和的通胀并不值得惧怕,甚至一定程度上还有助于减轻债务压力,但是需要正视潜在风险。